2025年，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拍卖行内部人员合谋诈骗案作出二审判决。
保利拍卖公司书画部高级经理乔某、瓷器部经理翟某，伙同上海古玩行家叶某等人，把250元、300元买来的现代仿品，包装成“乾隆梅瓶”“景德镇绿釉杯”，安排托儿在拍卖会上营造竞价氛围，卖给山东藏家李平。250元的“乾隆梅瓶”以168万元成交，300元的“景德镇绿釉杯”以140万元成交。
一件用碎瓷片烧制的“乾隆御瓶”，经他们炒作后以3900万元成交，含佣金合计4485万元。李平拒绝交割后，反被“货主”提起仲裁。2025年法院查明，乔某、翟某参与4起诈骗、分成超千万元，二审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4年6个月和12年。同案叶某潜逃境外。
先说一句硬话：拍卖行内部人员合谋当托儿、哄抬价格、把假货通过拍卖会卖给藏家，是违法行为，也是道德失守。
《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诈骗罪，对这类行为有明确的定罪量刑标准。乔某、翟某不是不懂规则的人，他们是拍卖行的部门经理，比任何人都清楚一件瓷器的真伪该怎么判断、拍卖流程该怎么做、藏家的信任从哪来。正因为清楚，他们选择利用这套规则和信任去骗人。
没有任何“行业惯例”“市场风险”可以为它辩护。分析这条链条为什么能运转，是为了让藏家知道该核实什么，让合法经营者知道边界在哪里。
合谋做局链条由三个环节组成。
第一个环节是利用身份。乔某是保利拍卖书画部高级经理，这个身份本身就是信用背书。李平十年前就认识乔某，乔某曾帮他鉴别出一件赝品，避免了损失。两人的信任关系达到“三五百万的价格可由乔某自行决定”的程度。李平不是随便找了一家拍卖行，他找的是自己认识了十年、曾经帮过他的人。
第二个环节是符号系统的配合。拍卖会、竞价、成交确认书，这些符号让交易看起来完全正规。250元的仿品以“乾隆梅瓶”的名义上拍，乔某安排托儿在场上举牌哄抬价格，李平作为代理人“帮”自己拍下。整个过程走的是正规拍卖流程，有图录、有竞价、有落槌、有确认书。事后回看，这些符号全部是表演的道具。
第三个环节是免责条款的兜底。如果藏家事后发现，拍卖规则中的“瑕疵不担保”和“流拍”机制为做局者提供了退路——成交了，钱已经分掉；流拍了，保证金已经被吞没。北京东城法院的白皮书显示，拍卖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买家支付拍卖款的案件占57.7%，法院认定拍卖行在网络平台设置拍卖规则提示阅读环节、声明不保证真伪的，已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判决竞买人支付价款。
这条链条能反复运转，有三个前提同时成立。
第一个前提是买家信任拍卖行的品牌和经理的身份，而不是对拍品做独立鉴定。大多数藏家没有能力自己判断真伪，他们依赖的是“这家公司不会骗人”这个假设。李平在乔某手上买过真东西，乔某帮他避过坑，这种长期信任让李平在后续交易中放松了警惕。当内部人员参与做局时，买家面对的不是一个陌生人，是自己认识了十年的人。
第二个前提是拍卖规则的符号系统可以被利用来制造可信度。拍卖会、专家鉴定、竞价、成交确认书，这些环节在正规拍卖中是真实的，在合谋做局中变成了表演的道具。南昌“套路拍”团伙用的也是同一套逻辑：伪造营业执照和与知名拍卖行的合作背景，安排“资深专家”隔空鉴宝，雇群演搭建虚假拍卖场，人为制造流拍。正规拍卖的符号被抽空内容、保留形式，变成了一台专门用来降低受害者警惕的机器。
第三个前提是“瑕疵不担保”条款在司法中被广泛认可。北京东城法院的白皮书显示，拍卖公司作为原告起诉买家支付拍卖款的案件占57.7%。法院认定拍卖行在网络平台设置拍卖规则提示阅读环节、声明不保证真伪的，已履行提示说明义务，判决竞买人支付价款。另一案例中，买家起诉拍卖行售假，两审均败诉。拍卖规则中的免责声明具有法律效力，这意味着买家在付款之前，法律上已经默认接受了“不保真”的前提。做局者恰好利用这一点，把诈骗包装成了一次“买家自己看走眼”的交易。
李平累计购买、竞拍40多件藏品，花费约5亿元，其中五六件鉴定为假货，另有几件是真品但被炒了上百倍卖给他。
这5亿元里，真正买到的赝品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大的一部分是为“拍卖行经理不会骗人”这个假设支付的成本。乔某、翟某参与4起诈骗、分成超千万元，这些钱分的是李平的信任。
南昌“套路拍”团伙以“五假”手段骗取全国28个省市区300余名受害人的鉴定费、保证金、服务费，涉案金额上百万元。团伙使用AI识图软件冒充“资深专家”，业务员把老人发来的藏品照片丢进AI，照着答案念，就完成了一次“专业鉴宝”。这套手法的核心是利用普通藏家对“手中旧物带来意外之财”的期待，和对拍卖规则的不了解。
对合法经营的拍卖行来说，内部人员做局和“套路拍”的泛滥让所有参与者都支付更高的信任成本。当藏家不再相信拍卖行的品牌背书，不再相信经理的一句“这件东西没问题”，正规机构的成交效率和溢价能力都会被削弱。
三个信号可以对照。
第一个信号：拍品的来源和传承是否有独立的、可核实的记录。 如果传承记录只靠拍卖行经理的一句话，而不是可查的出版、展览或交易档案，这个信号本身就需要警惕。“乾隆御瓶”如果真的是御窑精品，它的传承和出版记录应该是可查的。乔某等人用碎瓷片烧制的仿品，恰恰无法提供这类记录。
第二个信号：拍卖规则中的免责条款是否被充分披露，以及你是否愿意在“不保真”的前提下出价。 如果拍卖行在强调“机会难得”的同时淡化“瑕疵不担保”，这个信号本身就需要警惕。法律上，你在付款之前已经默认接受了“不保真”的前提，做局者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第三个信号：交易对手方是拍卖行本身，还是拍卖行内部的个人。 正规的拍卖流程有公司层面的合同和收款账户，如果交易被引导到个人关系或个人账户上，风险会急剧放大。李平与乔某的信任关系达到“三五百万可由乔某自行决定”的程度，这种关系在正常交易中是效率，在做局中是漏洞。
这三个动作不需要专业的艺术鉴定能力就能完成。问题在于，当对方是你认识了十年的拍卖行经理、拍卖会走的是完全正规的流程、成交确认书上盖着公章的时候，很少有人会在那个时刻去查传承记录、逐条读免责条款、追问收款账户是谁的。
近真商学在《商业暗流》里跟踪这一类灰色链条，是因为一个灰产能够反复运转，很少是单个人的行为。它从一次身份背书、一场安排好的竞价、一份写了免责条款的拍卖规则开始，之后每个环节上的人都按对自己最有利的方式行动，最终抵达一个250元变168万、碎瓷片变3900万的数字。看清这条链条怎么运转，不是为了学会识别某一个骗局，是为了在面对“知名拍卖行经理推荐”和“机会难得”的话术时，知道该核实什么、该问什么、该守住什么。